不安全的校车就像一个毒馒头，又没有别的可吃。你不可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？ ——郭斌（真爱教育公益机构负责人）
在“查”与“罚”的同时，政府还要“帮”。 ——储朝晖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）
校车事故反映的问题就是两个：一个是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，第二个是投入了该怎么使用。 ——王旭明（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、语文出版社社长）
（校车）这个项目比“免费午餐”更难，因为涉及安全运营和责任认定。 ——邓飞（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，“免费午餐”公益项目发起人）
追责不等于简单地把领导撤掉。 ——胡益华（律师、“免费午餐”基金副秘书长）11月16日，甘肃省正宁县一辆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校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，截至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，另有43名幼儿受伤。校车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“事故的解决不相信眼泪，短暂的愤怒也无法挽回鲜活的生命”。有网友呼吁，别喊口号别搞运动，“保住学生的命要紧”。
校车长期“带病运行”原因何在？如何确保开往希望的校车安全抵达？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多名教育界人士和公益组织负责人。
【现状】
校车危险运行情况普遍
京华时报(微博)：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以来，全国各地都在查校车安全，有人说工作重点应该向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倾斜，因为这些地区最薄弱。根据你的调查，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？
郭斌：我们从2004年开始关注流动儿童教育问题。据我了解，校车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，至少10年了。2009年我们针对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车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90%的校车都超载。
京华时报：有关部门没注意到这些问题吗？
郭斌：教育部门和交通部门也在查，定期检查。每次检查，这些学校就停课半天，或者让孩子步行上学，通过这样的方式把问题隐瞒过去。其实不安全的校车就像一个毒馒头，又没有别的可吃。你不可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？
京华时报：从2009年到现在，状况是否有所改观？
郭斌：实际上是恶化了。现有的办法，无论关停也好，处罚也好，根本没有有效保证这些孩子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上学。这几年一些人大代表提出，全市应该建立校车的综合运行模式，校车统一联网、统一调配。但是这样的建议付诸实施过程很漫长，即使建议得以通过，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是边远地区的孩子，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，能否享受这样的便利还很难说。
京华时报：根据你的实地调查，校车超载普遍存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？
郭斌：我们实地访问过很多学校的校长，有一个学校的校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，如果开通校车，能多吸引200个孩子，收入是20万元。可是购买校车的钱加上油钱、保险和司机的工资，一年开销就得15万元。此外还得两万元的书本费、3万元的水电房租。这样算下来，如果超载的话，还可以勉强保持收支平衡，不超载肯定更亏，拉不起。
京华时报：和北京的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相比，其他农村地区、边远地区的情况是不是更加不容乐观？
郭斌：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校车状况跟中西部农村非常像，都普遍存在家长出不起钱，学校无力购买新车而用报废的车或车况不太好的车做校车，司机也是临时雇的，长时间都在危险运行。
【探因】
首先在于教育投入不足
京华时报：甘肃校车事故发生后，关于校车“带病运行”的深层次原因，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析，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
王旭明：校车事故反映的问题就是两个：一个是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，第二个是投入了该怎么使用。首先投入解决了以后，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机制来合理使用这笔钱，应该建立校车专项使用经费。包括对校车的购买、维修、检测以及司机聘用都提出具体的要求。
储朝晖：校车后面实际上是一个系统。首先一个是学校布点的问题，接着是就学方式的问题，其次才是校车本身的问题。如果学校布点都在2.5公里半径范围内，不用校车，孩子步行也能上学。如果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，不择校，家门口就能上学，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，我国农村人口在减少，前一段时间，各个地方都在调整学校布点，很多地方的小孩子上学比以前远了。现在比较普遍的是一个乡保留一个中心校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后来国务院出台的“国五条”和“国十条”都有一个基本的提法：大力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。对于这样的做法，我是持反对意见的。
京华时报：为什么反对？储朝晖：我做了28年的乡村调查，调查过程中，很多乡村都是我用两条腿走过来的，对这个概念非常清晰。如果仅仅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，只有很少的孩子能享受到便利，其他的孩子有可能要跑几十里地，路上的交通风险很大。因为距离条件不一样，导致你享受公共幼儿教育的机会不一样，这不公平。
京华时报：操作“免费午餐”公益项目过程中，你走过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，对于学校布点的调整，你是什么看法？
邓飞：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，通过改变目前学校布点来解决校车问题我坚决反对。不可能回到之前，去分布很多教学点。这样会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，浪费资源。我们要做的是现有集中布点的情况下加强配套。比如我们的食堂、我们的校车。不能够因噎废食。
京华时报：有人说校车问题究其根本是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，你认同这个观点吗？
储朝晖：根本的问题不是钱，是公平。如果机会不均等，肯定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损伤。钱只是外在的表现。就好像一根绳子有几股，这几股当中有一股可能变得越来越紧，用力时它会最先断掉。我们这个社会有钱跟没钱，有权跟没权，农村与城市，西部与东部的差距都很大。从这个角度来说校车安全本身远远不是一个交通问题，而是整个弱势群体的生命安全不能够得到保障。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中生活，危险性会大大降低。
【求解】
“查”“罚”同时还要“帮”
京华时报：从政策层面来讲，你认为解决校车问题亟待改变的是什么？
储朝晖：应该依据乡镇的人口分布、交通条件、自然的地理状况布点学校。有的地方比较特殊，比如有一条大河，不能仅仅在河的一边办一个幼儿园。有的可能隔了一座大山，你不能因为直接的距离很近，就说山这边建一个，山那边不建。
京华时报：学校布点的调整，很多地区已经在实行了，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晚？
储朝晖：学校布点调整有的地方已经做完，有些地方正在开始做，有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做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更加冷静，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：在布点调整过程中，起码要征求当地民众的意见。同意你就调，不同意就不要简单地拆。
京华时报：事故发生后，有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学生家长，认为家长的监护责任有待加强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储朝晖：这些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就不想自己孩子安全了？不是！这些农民工子弟以及留守儿童的父母很牵挂自己的孩子，但以他们现有的收入情况和能力，在现有社会分配体制下，他们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，去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。在这样的现状下，政府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。
京华时报：事故发生后，我们听到了熟悉的“查”和“罚”，你怎么看这种处理方式？
储朝晖：撤职，这种处理方式太简单，从因果关系来说，这几个领导人肯定有责任，但远远不只是这几个领导人有责任，当初做出这个布点调整的决策人肯定也有责任。我们现在强调要大力发展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政策是怎么制定的，这也有责任。查处责任是必要的，但并非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预防以后再发生这样的情况。
京华时报：除了“查”和“罚”，有关部门还应该做些什么？
储朝晖：在“查”与“罚”的同时，政府还要“帮”，要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。刚才说了，如果孩子就住在乡镇所在地，可能就不需要校车，但政府把幼儿园办在乡镇中心，很偏远的地方就要走上好几十里去上幼儿园，这个责任谁负？不能怪家长住在很偏僻的地方，所以政府要么承担交通安全的责任，要么把幼儿园办得更近一点。现在我们解决问题应该在“帮”上下更大的工夫。
胡益华：校车事故有三个必须由立法解决的问题：一是建立一个非常详细和可具有操作性的追责制度，注意，追责不等于简单地把领导撤掉。二是惩罚制度，包括对幼儿园、对政府等。三是救济制度。另外，国家13亿人口到现在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，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，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。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想清楚政府赔的这笔钱，数据是怎么出来的。而追惩的缺失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每天在做违反现有规章制度的事，但不需要付出任何的成本和代价。
京华时报：在校车事故发生之后，很多民间公益机构都在积极地想办法，在“免费午餐”项目积累了经验之后，会不会考虑校车项目？
邓飞：我们非常愿意为政府部门的民生工程做探索。我们也愿意做实验的小白鼠和小分队。因为我们的规模小，发现问题好调头、好纠错。现在我们首先需要集结民间的智慧，拿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。联系教育界、企业界、媒体共同推动。因为各地情况不同，我们只有弄清楚当地的道路以及各方面状况，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才能向企业提出请求。我们考虑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校车安全的问题，联合其他的助学的团队，考虑另建一个团队来协助有关政府部门从事校车安全工作。但是这个项目比“免费午餐”更难，因为涉及到安全运营和责任认定。不仅仅是车，还需要一整套配套的体系。